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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临乙——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开拓者

编辑:佚名    来源:中国雕塑院   点击: 【字体:
    王临乙(1908.8—1997.7),号黎然,上海市人,雕塑家、美术教育家,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和现代雕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2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随徐悲鸿学画。1929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曾获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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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杨(左)在接受郅敏采访

    王临乙(1908.8—1997.7),号黎然,上海市人,雕塑家、美术教育家,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和现代雕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27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随徐悲鸿学画。1929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曾获全法国美术学校速写奖金。1931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家布夏(Bauchard)工作室学习。从193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6年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雕塑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并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及北京建筑雕塑工厂两单位的顾问。1997年7月16日逝世,享年89岁。作品《汪精卫、陈壁君跪像》(1942年)、《大禹冶水》(1942年)参加重庆全国美展。1954年参加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设计创作,完成《五卅运动》。

    我们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雕塑家郅敏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盛杨先生。盛杨先生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雕塑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也是王临乙先生的学生。
                                                                                     
    郅敏(以下简称郅):盛先生您好,上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齐白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展览中展出了一枚《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拟定名册》,纸张和字都很美,上面标注:校长徐悲鸿;教授兼教务主任吴作人;接下来就是王临乙,职务是教授、代总务主任兼雕塑科主任。王临乙先生1936年回国后组建北平艺专雕塑专业,他是最早一批赴法学习雕塑的艺术家吧。

    盛杨(以下简称盛):从历史上来看,从我们中央美院来讲如果不算刘开渠先生的话,雕塑方面王临乙先生是从西方学成归来最早的人。他回国后开始主持北平艺专雕塑专业的建设,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成立了国立艺专。抗战结束后徐悲鸿被任命为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邀请吴作人、王临乙等人跟他一起到北京去重建国立艺专。王临乙不单纯是一个像我们所讲的知识分子,他是很务实的人,对学校的物质建设比如说雕塑台子、架子、画室房子都管得很好,是徐悲鸿的得力助手。

    我们从中国“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运动”以后,最早那一批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这些艺术家留洋回国,才把欧洲用学校培养学生的方式带回来,逐步建立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中国以前没有专门的美术学校,过去雕塑都是老艺人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修庙,做菩萨或者民间玩具,几千年来都是这么搞的。真正地变成学院教育的方式是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雕塑方面可以说从最早的李金发一直到刘开渠、王临乙、曾竹韶、滑田友这些先生,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去西方取经,回国后用西方学院教育的培养方式来办艺专。可以把他们算作开创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和建立中国现代雕塑教学的第一代人,我把他们称为“中国现代雕塑和雕塑教育的开拓者”。

    郅敏:王临乙先生这些第一代艺术家在法国学习的时期,正值二战之前欧洲艺术的转折期。那么当时他们在法国学习是一个什么样大的艺术环境,他们又是把怎样一个欧洲雕塑体系和脉络带回中国的?
   
    盛杨:这里我有一个见解。我们先简单看看雕塑史的脉络。我们讲雕塑的本体最主要的就是形体,希腊雕塑是一个高峰,它是充分表现形体本身的完美。希腊雕塑对神和人地塑造都是一种理想化的。到中世纪出现的宗教艺术就要求更多表现神的意志,上帝、耶稣、圣母,雕塑就有神的观念了,造型表现随着宗教的意图而突显严俊、肃穆,天堂地狱的冷酷,干瘦、苦难、受煎熬、受折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发展,在美术上以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艺术家把希腊的完美和生活中的人性结合而反对中世纪的冷酷,作品里头带有人性的力量,形体上又回到了雕塑最本质的特性——就是体积的浑厚,形体的完整。
而罗丹出来的时候,恰恰是文艺复兴之后新古典主义泛滥之际。罗丹追求作品更人性化、更接近人,他突破了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运用丰富的手法,将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融在作品中,作品更加个性化,而且心理刻画多了,这是罗丹的历史贡献。他是历史上一个怪人,创造了新的雕塑世界。

    但历史是不会停留的。罗丹有几个学生,都很了不得,不仅学到了罗丹的精华而且突破了老师的模式,最有成就的是布德尔和马约尔。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他们发现罗丹的雕塑在某种意义上讲离雕塑的本质、本体开始远了。雕塑的本体是一种在空间占有很大的分量的形体。罗丹不是,所以有人讲他建筑感不强。你看《思想者》在罗丹的作品里就算是大的了,疙疙瘩瘩很好,但是要再做大了,那些表面的肌理就很难起作用了。大的东西就是要有建筑感,是空间存在的一个体积这种东西。所以布德尔和马约尔就觉得他们应该吸取罗丹的个性化、情感化、心理刻画。但是在造型上,布德尔的作品不只在于细节的生动性,他要回到本体语言,从希腊、埃及的雕塑中吸取营养。布德尔特别强调建筑感,东西做的就很整,作品摆在那里好像推都推不动。你在美国读书时看到一些吧。
   
    郅:我在纽约和波士顿看过一些布德尔的原作,很震撼,造型像斧头砍下来的一样的,形体的穿插关系,空间的营造都非常地舒服,而且适合大空间的摆放。这种雕塑的理解方式对当时赴法留学的先生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盛:就是在这个时候,王临乙等我们这些老师们去了。老先生没有赶上罗丹,罗丹1918年去世,他们没有见过罗丹,但是他们赶上了布德尔和马约尔,王临乙先生见过布德尔,而且还有一些交往。当时在法国的艺坛上就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继续追随罗丹的;另一种认为要进一步突破罗丹,更加推崇像布德尔、马约尔、郎多斯基等倡导回归希腊和埃及,重新回到雕塑本体。王临乙他们学的东西就是受到后者的影响深一些,当然,那是欧洲也出现了更新潮的现代派艺术,而处在担负民族责任感的他们选择了现实主义的体系。
   
    郅:布德尔教过他们吗?我查阅资料看到在里昂学习期间,王临乙先生创作了《耶稣降生之告知》,得到布德尔的欣赏,并应其要求互相交换作品。
   
    盛:布德尔没有教过他,布德尔的学生教过他。王临乙先生当时接受的教育是属于回归雕塑本体这个思路的。王临乙先生非常讲究形体的完整。他说结构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藏在形体之内的,不是说锁骨在哪儿,肩胛在哪儿都要表明,首先你是一个几何形体,这个形体美不美,准确不准确,那么形体里头蕴含着结构。所以他不主张繁琐地研究解剖、画解剖、研究骨头,他说这些东西大的框架知道就行了。

    王临乙先生常说:如果只是形体准确,还不是艺术,只是一个造型基础。他很欣赏我的一句话,我说:“一条河流干涸时,河床很宽,但水很小,没有什么气势。一旦发了大水,河床还是那么宽,但是里头波浪汹涌,这才是一条生机勃勃的大河。我们做雕塑也一样,只有形体准确,没有感情渗透,也不是好作品。”他说:“你这个理解非常对,没有激情,没有生动的感觉很难成为鲜活的艺术。”

    郅:从王临乙先生留下有限的资料中看到,在里昂时期,王临乙一直是素描、速写这两门课程一等奖获得者。参加全法国美术学院速写考试,他的成绩又被评为第一,后来他又获得“艺术之友速写奖”。他的艺术修养是很全面的。王临乙先生他们在法国学习之后就把这套体系较为完整地带到了北平艺专的雕塑教学体系中来?
   
    盛:王临乙先生是很有才华的。他们从理论上讲就是把西方的雕塑教学方法带到中国来了。过去我们都是师傅带徒弟,都是靠一些经验,靠一些口诀,衣纹怎么做,绸子的衣纹怎么做都有一套,佛像的有佛像的要求,做民间的东西有民间的要求,各个师傅都有一套,很难说有一个很独立的、完善的体系。中国传统雕塑里头有取之不尽的智慧,但是很难用这种方法来培养学生。王临乙先生在法国七年,将欧洲雕塑的观察方式、理解方式、造型方法的体系带到中央美院。
   
    郅:我看到早在四十年代中期,王临乙先生在《大禹治水》浮雕中,采取象征性构图,故事、人物是中国的,表现手法既有西方雕塑的塑造,又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线条造型,已经摸索出一些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中国雕塑在影响他呢。
   
    盛: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批人出去回来的不管是学雕塑的,还是学油画的,只要是有成就的,他们把西方的东西学到之后就总是想到怎么和我们中国的东西结合。王临乙先生也是这样,他的可贵就是他一开始都始终在努力寻求着中西结合的方式。讲得再具体一点,王临乙对中国的雕塑,是对秦汉的东西更有兴趣。我们雕塑系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些学术活动,就是大家都来研究传统的东西。王临乙对秦汉雕塑许多方面做了研究;滑田友是对唐代的东西有兴趣一些;曾竹韶是对北魏时期的雕塑感兴趣;傅天仇研究宋代雕塑;司徒杰研究民间雕塑,他们相互讨论研究,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美院的教学体系之中。
 
    但是秦汉的东西是什么呢?王临乙当时的条件主要还都是考察霍去病墓,青铜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兵马俑。王临乙关注的是中国秦汉雕塑造型表现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为了做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和其它先生一起到敦煌、麦积山考察,都是为了研究传统中的造型规律。有人说中央美院雕塑系是法国的东西在统治,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符合实际,所以不能说王临乙他们就是简单的把法国的东西带来。想一想,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共同的,为什么东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原因,有一些现在也解释不清楚,但是至少中国的雕塑从最原始的图腾,然后到祭祀、陪葬,服务于宗教,都不是表现真实人,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观念,更多的是想像。因为图腾是人类的文化,表现一种信仰、一种崇拜,所以中国就不是按照真人当模特来做的,真人只是一种参考。
   
    郅:很美妙,艺术上很多东西是解释不清的,这个社会发展很多奥秘都没有解决。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早在1947年,王临乙先生的文章《雕塑欣赏》在《益世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对中外雕塑有较详尽的阐述,文笔清新、见地不凡。上课的时候,他跟学生如何讲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关系,他是怎么理解、如何讲解的。
   
    盛:是啊,王临乙先生认为秦汉的动物雕塑高明极了,没有一个是写实的,但都比写实的东西还要生动,还要美。西方雕塑有它的美,但怎么也不能代替中国的东西。王临乙先生经常感叹我们中国做的狮子、龙、辟邪,这些各种动物,真是又像又不写实,那么活跃,那么完美,还跟装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依据某个人的意志,是随着历史演变过来的,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几千年来雕塑就沿着这个路子走。   
   
    郅:我读书时也经常听到说王临乙先生在教学上是很有办法的,是如何在教学中贯彻他的艺术思想。
   
    盛:王临乙的教学有很多特色,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讲课。第一,他始终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情绪。王临乙从来不贬学生,当然他也不轻易地夸讲,他始终让学生有兴趣学,愿意往前走、往前奋斗。他认为表扬多了对学生也不利,所以他有时候说:“还行、还可以。”就算不错。不像有的教员鼓舞性很大,也有他一定的优点,但会捧得学生飘飘然。王临乙不会说“你简直是一个天才”,但是他一点一点鼓励学生,很有分寸,他批评学生的时候从来也不伤学生,他是很懂得教育心理学的。

    第二,王临乙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所以跟王临乙先生学习的时候,学生总是要动脑筋,你要不动脑筋,就觉得今天好像他什么也没讲。比如他来看了学生的作品,要做的觉得不错,他会说:“你继续做下去吧。”如果哪个地方有问题了,他一般就讲“你这个地方你要当心一点,要注意一点。”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有毛病。那么一般他这样说,学生就去琢磨去了。又有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就能琢磨出来,一种学生悟不出来就会困惑,他会在另外的时候再给你再指点。他强调分步骤的抓问题,这点没解决,不着急往下走。

    郅:真是要聪明的、肯思考的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一步、一步悟出来,收获自然不一样。
   
    盛:学生悟不出来的时候,有的老师急了就动手改,王临乙也不是绝对反对动手,但是他一般不轻易动手,他有时候拿刀给你划了两下,给你贴两块泥点,就是点破一下,看你能不能理解。比如下棋要看几步,王临乙先生是能看得出来,但是他要求你做的不是马上要走第三步、第四步,王临乙先生是在你快要结束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再给你提出下一步。这种教学方法是很有意义的,王临乙在教学上很有艺术性的。

    有很多东西王临乙先生是揉在实践里头讲,他将他领会的内容贯穿在教学中。有时候他引用中国古代作品,比如说学生做得太拘谨、太板了,他不单纯地说这个结构做得太死。他有的时候会说:“你看看那个唐代的狮子是怎么做的,狮子的胸脯是怎么处理的。”王临乙先生会拿出青铜器给学生看,给我们讲青铜器中间是一个很庄重、很稳重的造型,两边的耳朵又是很活的造型,这个活泼的造型就把中间很专注的造型打破了,不干枯了,于是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很生动的作品。他这样讲我们一下就可以理解。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习作里头始终要求带着艺术性来做,就是说必须要有情感,而不是过分地强调的习作和创作分开来。他要求在习作中贯穿情感,每一步都有味道。但不是玩表面效果,而是寻求基础要求。   

    郅:真是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最后,您作为直接受教于王临乙先生的学生和中央美院的主要领导几重身份去看王临乙先生,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他在雕塑事业上的贡献和第一代其他老先生所不同的是什么?
   
    盛:王临乙先生是第一代人中间最坚守教学岗位的一个人物,抗日战争也好,解放战争也好,他都没有离开学校一步。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没有大红大紫,没有什么风头,却受了不少冤屈,但他从不灰心丧气。那么一个有资历的人,最大的官是美协的理事。王临乙先生就是属于那种不求名、不求利的,完全是尽心尽力的进行教学,非常真诚,所以他在学生中间很有影响、很有威信,真是心甘情愿的、默默无闻的、勤勤恳恳地忠实于教育。你说是有某种遗憾或者是某种值得肯定也可以,他一辈子最主要的是把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教学上,他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上面他不是一个受重用的人。

(文字经访谈者审阅。)

郅敏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